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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這種事情或許像鬼，聽過的人多、碰過的人少，然而一旦遇上，對生活就是難以想像的衝擊──從籌備至今運作一年多、目前服務7個家庭的「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執行長黃芷嫻碰過一位阿嬤不得不養一個癌末的大兒子、兩個年幼的孫子，因為不會用網路，就連家裡大門壞掉也只能用繩子勉強綁著撐著，像極這個家正面臨的人生。「生活已經夠難了，我沒有辦法。」曾經有位因為冤案與丈夫分離、一夕淪為「單親」的婦女這麼對黃芷嫻說。這些家庭要面臨的不只是經濟支柱消失，同時也必須照顧一個消失的家人，去監所探監的路往往遙遠、也往往難以配合工作時間，甚至連要寫信給在監獄裡的人，都會累得寫到一半就在書桌上睡著。「雖然不是自己的錯，但被冤判了，他們會覺得我害了我的老婆、小孩、我的媽媽，害他們為我這麼辛苦……」這是黃芷嫻看到的受冤者常態。一人受冤、全家坐牢，如此人生，黃芷嫻從冤獄平反協會服務當事人時就看過很多。（封面圖片為示意圖，非當事人家庭）冤案當事人的無助自責：從經濟支柱變成「被照顧者」，他跟家人說「沒來看我也沒關係」說起如何確認「冤案」的存在，黃芷嫻說目前服務的7個個案都是經過律師閱卷確認證據瑕疵，儘管這些冤案當事人在監獄喊冤往往會被嘲諷「假肖」，他們的清白，家人再清楚不過──有一位被控性侵的個案，案發當下甚至是跟太太在一起的、根本有不在場證明，雖然證據不被採信，太太每次去探監總是跟監所人員訴苦：「我是他太太，如果他是性侵犯，我早就跟他離婚了，我怎麼還會這麼大老遠花這麼多心力跟錢來看他？」進牢並不是終點，接下來家人要面臨的，往往是家裡少了一個主要經濟支柱、這個經濟支柱也成為「被照顧者」的困境（示意圖/謝孟穎攝）有些被冤的人曾選擇逃亡、也有人無可奈何接受命運進了監所，再怎麼喊冤最終人還是進了牢裡，只是進牢並不是終點，接下來家人要面臨的，往往是家裡少了一個主要經濟支柱、這個經濟支柱也成為「被照顧者」的困境。冤案家庭面對的不只是「少一個出力的人」，更是「多一個要照顧的人」。黃芷嫻記得，有個冤案當事人是清寒家庭，孩子說當年爸爸身上只帶了1000元就走，離開時把所有的錢都留給70多歲的阿嬤跟孩子，淡淡說句：「爸爸要離開了，很久才會回來。」聽到這事，黃芷嫻直說這讓她非常驚訝又心酸──這一家人住偏鄉，搭客運再轉火車、再搭車到監所，剩下有沒有500元都不知道，而監所什麼都要錢，洗髮精肥皂看醫生衛生紙全都要自己出、一個月最省也要2000元，「只有500，你連一個月都活不下去……裡面當然有水有三餐，但你會活得很沒尊嚴……」人在監獄裡沒有錢，就必須靠勞力來換取各種生活物資，然而黃芷嫻也說，她接觸的無辜者在一開始多半是不願意做的：「我已經受冤進來，我還要低聲下氣做人家小弟？」家人來探視、寄錢或許是解救這些無辜者的一個途徑，然而現實是當家庭少掉一個經濟支柱，其他人光是面對生活、照顧與教養孩子就已很忙碌，許多無辜者會內疚、自責、說沒來看沒寄錢也沒關係。「家庭支持度」也是監所評估假釋的一個指標，然而「家庭支持」很難被量化評估，造成監所會以接見次數、寫信頻率來判定，有些家庭實在辦不到。黃芷嫻記得，一位受冤者的太太就跟她說過「我真的沒辦法」，要照顧小孩、要工作要養家、要寄錢給丈夫，她好幾次要寫信卻寫到直接在桌上睡著、一路睡到早上，醒來以後又要去工作，工作回來就完全忘了，信就這樣被壓在最下面。靠「錢」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下次再牽到爸爸的手，是很久很久以後了當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因為冤案入獄，一些本來就處在風險中的家庭，更是可能因此分崩離析。以目前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關注的一個家庭來說，那家庭是身為單親爸爸的小兒子進去關、留下兩個孩子，剩下一位70多歲的母親與一位骨癌末期的大哥，變成這阿嬤一個人要顧兩個孩子跟無法下床的大兒子。阿嬤不知道有「喘息服務」可以申請，一般社福系統案量太多了、社工分身乏術，這些事情往往會被「漏接」。而就孩子的部份，爸爸入獄時他們還很小，在孩子心目中爸爸是萬能的，「很聰明、很強、做菜很好吃」，但當家裡飛來橫禍、爸爸入獄，兩個住在偏鄉的孩子所有能跟爸爸出去玩的機會都被剝奪了，「山上探險、溪邊烤肉這一切完全都沒有了，家裡又很偏僻，完全沒童年耶！他們家裡之前連電視都沒有，甚至沒有洗衣機……」爸爸入獄時他們還很小，在孩子心目中爸爸是萬能的，「很聰明、很強、做菜很好吃」，但當家裡飛來橫禍、爸爸入獄，兩個住在偏鄉的孩子所有能跟爸爸出去玩的機會都被剝奪了（示意圖/謝孟穎攝）在一般社福系統判定上，這個家庭是「清寒家庭」、認定是低收入戶的話就會給予補助，但在黃芷嫻看來，這家庭缺的絕對不只錢。例如前陣子這家的大門壞了，那是個傳統的卡榫木門，小孩子來傳訊息求救時，黃芷嫻跟楊雅伶知道事情大條了──這些事情以前都是由爸爸處理的，現在家裡能行動自如的大人只剩下阿嬤，但阿嬤不會查網路、家裡也偏僻、不知道去哪找師傅，不管是要修門還是有大型廢棄家具要丟都不知道怎麼辦，她能拿繩子栓著勉強掛著門，直到黃芷嫻、楊雅伶兩位「非典型社工」來幫忙修門時才解除困境。「這門是他們家殘存的、對『家』的安全感，但這事，不是有錢就可以解決。」黃芷嫻嘆。帶孩子出去玩也不是靠錢能解決的問題，一般社福系統也很難做到單獨帶一個家庭的孩子出去一整天，但在冤獄當事人家庭的服務上，黃芷嫻與楊雅伶想做到的是每周日帶小孩出去玩、每個月的第一個周日帶他們去看爸爸。爸爸被關的地方實在離家太遠了，兩個小孩也不太知道怎麼去，黃芷嫻就帶他們去，她還記得第一次帶孩子去探監時，妹妹哭到滿臉漲紅卻沒發出聲音，被問「看爸爸有沒有很開心」那妹妹還是一直哭、一直哭，直到問「下次再帶妳來看爸爸好不好」，妹妹才眼睛一亮，問：「是可以手牽手的那種嗎？」這問題也讓黃芷嫻非常難過，他們的爸爸被判10年，下次牽到手，是很久很久以後了。最難解困境：爸爸受冤讓她們不得不一夕長大，才國中就已覺得「無力挽回我的人生」冤案家庭的孩子失去的不只是父親而已，黃芷嫻也看到他們不得不被迫長大的一面。當爸爸離開以後，各種生活大小事有很多阿嬤其實都不懂、繳水電帳單也要孩子去提醒，他們不只是被阿嬤照顧也必須照顧阿嬤，而在成長的過程裡，也沒有一個大人可以教他們穿什麼衣服、用什麼手機、想買什麼阿嬤也會覺得不需要，變成在同儕互動上也會有問題，他們甚至在學校被霸凌。楊雅伶也記得，前陣子她帶自己的妹妹跟目前已升上國中的這對冤案家庭姐妹一起去玩，那姐姐竟跟她的妹妹說：「妳要好好唸書喔。」這話讓楊雅伶非常衝擊：「通常會講這話的是成年嘛，但她才國中、她明明還有機會，她對國小二年級的我妹講這話……我在想，到底是不是這環境不夠好，讓她在國中就發現她沒辦法好好唸書，就算好好唸書也無法得到大家想的『好』的成果，讓她會覺得：我已經無力挽回我的人生……」缺乏爸爸的愛、缺錢、缺乏對未來的盼望，造成那孩子去外頭找「愛」與「資源」，也一度碰上危機。楊雅伶印象深刻的是，某天晚上10點多她接到孩子的電話，那孩子被警察抓到去某個成年男性家裡不回家，人在警局裡打過去一直哭，那陣子真的是最煎熬的──孩子甚至曾在臉書上面寫著「沒臉再見你們」、「你們付出那麼多我卻搞砸了」之類的話，黃芷嫻與楊雅伶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讓孩子願意回家。「到底是不是這環境不夠好，讓她在國中就發現她沒辦法好好唸書，就算好好唸書也無法得到大家想的『好』的成果，讓她會覺得：我已經無力挽回我的人生……」（示意圖，非當事人家庭/謝孟穎攝）此外，冤案家庭也難免面對外人的閒言閒語，當一個大人長期不在家時難免讓鄰居有各種臆測，黃芷嫻跟楊雅伶也是在某個契機才能讓當地教會知道爸爸是碰上「冤案」，牧師知道以後才理解為何孩子都不來教會了，牧師還說：「也不用說到底冤不冤，就算是不冤的人，我們也要協助。」談起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以來看過最讓自己難受的處境，黃芷嫻說，她其實每個環節都很受不了，若是自己的丈夫受冤、10­–20年，「我還要自己養我們的小孩嗎？各種我都會覺得很崩潰，打訴訟對我來說可以一起撐一下，但我很難想像我能夠堅持下去，我覺得愛要很深……我也沒辦法想像我沒有爸爸、看著爸爸只能透過聽筒、過年過節都看不到爸爸，一定很悲傷。」楊雅伶則嘆：「我如果是冤案家庭的小孩，我會撐不下去……明明是個該被照顧的年紀，如果我是成年人我可能還可以決定我要跟這人離婚、或狠下心跟你一起逃，但如果我還是小孩，我不可能去賺錢，連要在外面租房子都不行，這社會還有什麼我可以繼續活下去的地方？」對於這些困難，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成立一年多來，黃芷嫻與楊雅伶不只要作為受冤者與家人之前的橋樑、接起被牢獄斷裂的親情，也試圖補足每個冤案家庭缺少的一塊，盡力做到像「家人的陪伴」。例如圍爐，過年期間她們也會四處奔走，陪伴那些少了丈夫、少了爸爸、兒子的家庭一起買菜、吃火鍋、一起吃晚餐，也從這些日常的陪伴去了解每個家庭的現況，即時提供協助。就算一個人今天真的犯了罪，他該受的就只有處罰，這些責任不該歸屬到他家人身上──這是黃芷嫻盼望社會大眾能理解的，而冤案家庭更是如此。儘管「一人受冤，全家坐牢」仍是冤案家庭的日常，黃芷嫻跟楊雅伶仍想撐下去，讓這些受冤的人終有一天可以回到「家」，那個還是好好的家。更多風傳媒報導相關報導》 一場冤獄燒盡全家一生積蓄！台灣「法律邊緣人」悲歌：逃亡太煎熬，他選擇坐牢讓家人安心相關報導》 第11個沒有爸爸的中秋節：警官被冤收賄流亡海外 她20年無奈說謊「爸爸去美國做生意」